程吉林:往事记忆—离开桐梓的时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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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每年新战士入伍,桐梓城总是敲锣打鼓一派欢送景象。但我们走的时候就是另一番情景了。

  1978年12月22日,龙排长把我们新站区的20几个新兵带到桐梓县武装部集中。武装部没有房子统一安排新兵们住宿,只好以区为单位分散安排,我们区住进县粮食局四楼会议室。

  粮食局是新建的大楼,在新华书店隔壁。我们刚上楼,楼口就有接兵部队站岗,把楼上楼下分隔开了,楼上的新兵不能随意下楼,楼下的亲属也不能随意上去。

  父亲从捷阵家中送我来,一直跟在队伍后面,看我们上了楼,跟不进去,也就离开了。

  粮食局四楼会议室的水泥地板抹得溜光,我们打开背包,在水泥地上铺被子,光光的地板,没有铺褥子,也没铺草垫,连稻草也没铺,我们把被子半边铺地上,半边盖身上。严寒的冬天,睡在水泥地上,格外冷酷。

  一会儿,城关镇的新兵来了,有30多人,和我们住在一起,编成一个新兵连,龙排长担任新兵连连长。

  新兵到齐了,龙连长宣布新兵连纪律:不准离队会客,不准上街走亲访友,亲友也不能来驻地探望。新兵连突然严肃起来。

  城关镇的新兵住进以后,悄悄地传递一个消息。说我们这批兵要去打仗。

  打仗?这消息让我们吃了一惊!

  去哪里打?

  云南。

  和那个打?

  越南。

  ……

  我从新站区偏僻的乡下来,没听说这方面的消息。我想,我们是新兵,啥都不懂,怎么可能去打仗。再说区县武装部和接兵部队的领导都没讲这事,我怀疑这消息的真实性。

  可是,消息说得有板有眼。说是武装部的一位参谋把打仗的事告诉给朋友,朋友的儿子放弃参军,考上了也躲着不去,造成极坏的影响,还说这位参谋受到严厉处分。

  这样一说,我联想起两件事来。几天前在新站区武装部换装后,部领导特意放我们回家耍三天,要我们和亲人好好团聚一下。回区集中后,龙连长说,新站的兵原命令招到都匀军分区,现在新的命令下达了,去云南。还把配发的棉帽棉鞋换成单帽胶鞋。我把这两件事和今天听到的消息联系起来,我相信打仗有几分可能了。领导们没讲打仗的事,那可能是重大军事行动的保密要求,是纪律。

  我有些焦急起来。担心父亲在街上听到这消息,心里紧张,他一个人在桐梓,有句话都没地方说,怎么办?我想见到父亲,给他说些宽心话,让他和全家人都放心。可是,新兵连有纪律约束,我见不到。

  夜晚,我翻来覆去睡不着,裹着半边被子,躺在水泥地上,听窗外寒风嗖嗖地刮,满脑子都是父亲的影子。

  我12岁那年,父亲在石工班做工。川黔公路蒙渡垭口一处工地竣工了,转场到团鱼角工地,剩下一些煤还没运走。春节刚过,父亲为了多挣工分,拉着板车去工地上运煤,叫我一起去帮把手,我们装了满满一车铆足劲地拉,上坡时他在前面拉,我在后面推,下坡时,他在前面顶住车杆,我在后面踩住刹车棒。开始走得很顺利,后来在青杠哨下坡时,坡长陡峭,板车惯性增大,往下俯冲,父亲感到危险,担心伤着我,叫我不要踩刹车棒了,跳车,我跳下车,车尾重量突然减轻,板车一下朝前冲去,父亲抵不住,连人带车摔下边沟。

  14岁那年,我在新站中学读书,一天,我到新场工地找父亲要生活费。父亲的右手两个指头刚被砸伤,血丝还残留在包扎的纱布上,十指连心,父亲痛得脸色发青。见我来了,知道是来拿生活费的,支撑着从衣兜里给我摸钱,叮嘱我早点返校,不要耽误学习。我要搭别人的自行车回新站,他不准,说下吊尸岩危险,强忍着伤痛找汽车让我坐回去。

  这些年来,我在父亲的保护下成长,还没有真正走出父亲的视线。可是,这一次我要走远了,那是硝烟弥漫的战场,越军不讲客气,子弹不长眼睛,流血牺牲随时都会发生,这远比青杠哨跳板车、坐自行车过吊尸岩危险多了,父亲保护不了我了,得靠我自己去面对危难,一种孤独感袭上心头。人生刚起步,就经受这么严峻的考验,我陷入极度的烦恼中。

  如果我考中专体检不出疑问,或者复查及时,我就被录取了,此时此刻我将在某一所温馨的校园里,哪来烦恼?

  如果我不去更改那超过的3个月年龄,我还是个知青,此时此刻在楠木湾那土墙房子里睡大觉,哪来烦恼?

  唉!越想越多,越想越乱,不敢想了,我的头隐隐作痛,我想清醒一下。站起身,轻轻地走向窗边,让寒风吹拂。举目望去,远远的街边立着一根水泥电杆,上面挂了一盏路灯,昏黄的光从雾气中漫过来,映在窗玻璃上,透过玻璃,我看到自己的身影。一身军装穿在身上,整齐干练;军帽下,一张端庄而稚气的脸,充满灵气。喔!我果然是一名标致的军人。

 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,军人保卫祖国是神圣使命,我怎么那么多亲情绵长?那么多“如果”?再“如果”下去,我不就成了懦夫吗?我的思想将会滑向怎样的境地?我只有勇敢地奔赴南疆,奋战沙场,才无损于军人的形象,才不给父亲脸上抹黑。这盏灯点亮了我,我的意志越发坚定了,期待着明天去贵阳和战友们会合。

  次日下午,我们齐聚县武装部,新兵战友400多人,整队去火车站乘车。

  武装部在北门,去火车站要走过半个县城,人们都知道这批兵要上前线打仗,纷纷上街围观。送兵的亲人和朋友跟着队伍走,围观的街坊也跟着队伍走,满街挤满了人。桐梓城出现了从未有过的万人空巷的情景。

  来到油巷口,这地方通道很狭窄,是两间房屋的檐口,不足一米宽,新兵队伍只能单列通过。400多人的队伍,通过狭窄地带,要列队等候,这就把许多送行的亲友和围观的街坊拦下了。送行的亲友们见不到自家的亲人,围观的街坊怕看不到前面的场景,就朝前挤,前面的通不过,后面的又挤上来,油巷口出现了拥堵混乱的状况。

  好不容易通过油巷口,前面是通站路,这里早已人潮涌动,路边站满了人,菜地里挤满了人。公路边沿的石坎踩垮了,菜地踩坏了,连设置在通站路口的煤炭公司的地磅铁皮也踩陷下去了。放眼看去,通站路上,火车站场地上,尽是送行的人。

  队伍从通站路走过,过了桥,上了台阶就直接进候车室,从候车室进入站台。队伍很长,我们新兵连走前头,刚进候车室,送行的人们也慌着挤进去,队伍还没进去多少,候车室的木门就“咔嚓”一声挤垮了。队伍被冲乱了,这会儿被分成候车室里一部分,外面一部分。龙连长迅速安排人挤进候车室招呼里面的新兵,把他们带到站台上等候。他带着我们改道侧面的检票口进站。这些地方早已挤满了人,人们也跟着从检票口进站,检票口很窄,只能一人通过,新兵人多,进入的速度又慢,人们等不及,也使劲儿往里挤,人流蜂拥,挤进去的人不多,外面的人就从旁边的围栏上翻进去,翻越的人多了,前推后拥,围拦挤垮了。人们从缺口处拥进站台,车站内外,人头攒动,人声鼎沸,一片混乱拥挤的场面。

  队伍被挤散了,又重新列队,等候蹬车。列车没到,我们就在站台上等候。等候的时间很长,送行的人们就在站台上寻找亲人,三五成群地围在一起说话不休,队伍又被冲乱了。

  这期间,我始终见不到父亲,不知他被挤到哪里去了。

  19点许,列车从重庆开来,是运兵专列。往年,新兵都坐铁皮闷罐车,今天,我们要坐客车。我们要上车了,要和亲人们告别了,送行的人们慌乱起来,紧张起来,站台上挤得一团乱,我们上不去,只好原地站着。接兵部队和县武装部的领导一再劝导,用了很长时间,才让人们平静下来。我们终于上了车,按照班排顺序坐定。人们又围在车窗前和我们说话,有的长辈,不管认识不认识,都千叮咛万嘱咐,要我们团结,互相照顾。围在车窗前的人太多,列车启动不了。

  列车上,我一次又一次地从窗口探出头来寻找父亲。人太多,太混乱,站台上灯光很弱,我看不到。父亲在哪里?我很焦急,我的视线往人群后边看去,货场的煤堆旁,父亲就站在那里。我把头伸出窗外,摘下军帽挥动着,大声喊:“爸爸,我在这里!”父亲走近车厢,看着我,有些激动。

  眼前这阵势,父亲知道我去打仗了,脸上的表情有些忧郁。面对父亲,我先前想好的那么多宽心话,一句也说不出来。我在想,父亲好可怜,我当兵一点也没跟他商量,也不知他的想法,我要走了,他就一直跟着送我,送到桐梓就是这个场景,战争来临,儿子要上战场,让他猝不及防。可是保卫祖国是天大的事,国家有难,匹夫有责,这些大道理,他懂,他有多少不情愿都说不出半个不字来,只能是人前平静人后痛苦,这以后,多少个日日夜夜,令他吃不下睡不着,为我担心了,是我把他硬拖进这痛苦的境地。想着这些,眼泪在眼眶里打转,我不能在父亲面前流泪,不能显得那么软弱。

  沉默了一会儿,我说:“爸爸,不要担心我,到了部队,我就写信回来。”说着话,我赶忙取下手表塞给他,“我用不上了,您拿回家去”。

  这块表是我下乡时父亲给我买的,在乡下我一直舍不得戴,这到部队了才戴上它,可是要打仗,我不戴了,留给父亲,看到表如同看到我。

  父亲接过表,立即又塞给我,说:“戴上嘛,出门在外,看个时间也好啊!”

  听到父亲简短的话语,看到他塞回手表时的表情,我知道他心里的想法。“儿子都搭上了,还在乎这块表吗?”

  接过表,我不知再说点什么好,父亲倒安慰起我来:“放心去,不要担心家里,既来之,则安之。”父亲一边抽烟一边说:“人一辈子要经历好多事哟,你还年轻,才开头,胆子大点,到哪个山头唱哪首歌。”

  这是父亲给我的临别赠言,是最暖心最带劲儿的话,我一个劲儿地点头,眼泪要滚出来又竭力忍住,坚强地看着父亲,他一手揣在裤兜里,一手夹着烟抽,他把烟夹在食指和中指间的指根处,整个手掌蒙在嘴上,遮蔽了半个脸面,遮蔽了他忧郁的表情,烟雾从指间溢出。

  12月的天气,桐梓很冷,夜深了,站久了,就更冷,送行的人们渐渐散去。我叫父亲走,他不走,我怕他冷,他说不怕,他又退回到煤堆旁站着。送行的人越来越少,他还是不走,站在那里使劲儿地抽烟,一支抽完,又摸出一支点上。父亲操劳一生,苦心培养我,希望我有个好前程。可是我要上战场,谈不上什么前程了。这一走,还能不能相见,就看缘分了。如果我俩父子缘分深,我还回来看您,如果缘分尽了,就再也见不到您了,下辈子再做您的儿子吧!

  23时,列车快要开动,列车员已经上车并放下踏板,正要关门时,我一闪身跳下去,跑到父亲身边,把手表硬塞给他,说一声:“爸爸,我走了!”一转身跳上车厢,车门随即关闭,列车缓缓启动。我急忙跑到车窗前跟父亲告别,但是靠不拢,车窗前已经挤满战友,都在告别亲人和家乡,时间紧迫,我立即挤进厕所,拉开窗户,向父亲挥手告别,这一刻我的眼泪夺眶而出。

  列车在加速,父亲的身影缓缓退去,眼泪模糊了我的视线,渐渐地不见他的身影,只看到飘逸的几缕烟雾。

  我从厕所出来,蹲在车厢接头处,埋着头,一句话不说,眼泪止不住地流,龙连长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,又陪我蹲了一阵,我才抑制住情绪,渐渐恢复平静,回到车厢和战友们坐在一起。

  车厢里一片寂静,只听到车轮碾压铁轨发出的声响。

  哐当……哐当……。

  

  程吉林

  1958年生,贵州省桐梓县人。1988年毕业于贵州大学管理科学系,当过知青,做过民办教师。当过兵,参加过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,战斗中火线入党、荣立三等功一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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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每年新战士入伍,桐梓城总是敲锣打鼓一派欢送景象。但我们走的时候就是另一番情景了。

  1978年12月22日,龙排长把我们新站区的20几个新兵带到桐梓县武装部集中。武装部没有房子统一安排新兵们住宿,只好以区为单位分散安排,我们区住进县粮食局四楼会议室。

  粮食局是新建的大楼,在新华书店隔壁。我们刚上楼,楼口就有接兵部队站岗,把楼上楼下分隔开了,楼上的新兵不能随意下楼,楼下的亲属也不能随意上去。

  父亲从捷阵家中送我来,一直跟在队伍后面,看我们上了楼,跟不进去,也就离开了。

  粮食局四楼会议室的水泥地板抹得溜光,我们打开背包,在水泥地上铺被子,光光的地板,没有铺褥子,也没铺草垫,连稻草也没铺,我们把被子半边铺地上,半边盖身上。严寒的冬天,睡在水泥地上,格外冷酷。

  一会儿,城关镇的新兵来了,有30多人,和我们住在一起,编成一个新兵连,龙排长担任新兵连连长。

  新兵到齐了,龙连长宣布新兵连纪律:不准离队会客,不准上街走亲访友,亲友也不能来驻地探望。新兵连突然严肃起来。

  城关镇的新兵住进以后,悄悄地传递一个消息。说我们这批兵要去打仗。

  打仗?这消息让我们吃了一惊!

  去哪里打?

  云南。

  和那个打?

  越南。

  ……

  我从新站区偏僻的乡下来,没听说这方面的消息。我想,我们是新兵,啥都不懂,怎么可能去打仗。再说区县武装部和接兵部队的领导都没讲这事,我怀疑这消息的真实性。

  可是,消息说得有板有眼。说是武装部的一位参谋把打仗的事告诉给朋友,朋友的儿子放弃参军,考上了也躲着不去,造成极坏的影响,还说这位参谋受到严厉处分。

  这样一说,我联想起两件事来。几天前在新站区武装部换装后,部领导特意放我们回家耍三天,要我们和亲人好好团聚一下。回区集中后,龙连长说,新站的兵原命令招到都匀军分区,现在新的命令下达了,去云南。还把配发的棉帽棉鞋换成单帽胶鞋。我把这两件事和今天听到的消息联系起来,我相信打仗有几分可能了。领导们没讲打仗的事,那可能是重大军事行动的保密要求,是纪律。

  我有些焦急起来。担心父亲在街上听到这消息,心里紧张,他一个人在桐梓,有句话都没地方说,怎么办?我想见到父亲,给他说些宽心话,让他和全家人都放心。可是,新兵连有纪律约束,我见不到。

  夜晚,我翻来覆去睡不着,裹着半边被子,躺在水泥地上,听窗外寒风嗖嗖地刮,满脑子都是父亲的影子。

  我12岁那年,父亲在石工班做工。川黔公路蒙渡垭口一处工地竣工了,转场到团鱼角工地,剩下一些煤还没运走。春节刚过,父亲为了多挣工分,拉着板车去工地上运煤,叫我一起去帮把手,我们装了满满一车铆足劲地拉,上坡时他在前面拉,我在后面推,下坡时,他在前面顶住车杆,我在后面踩住刹车棒。开始走得很顺利,后来在青杠哨下坡时,坡长陡峭,板车惯性增大,往下俯冲,父亲感到危险,担心伤着我,叫我不要踩刹车棒了,跳车,我跳下车,车尾重量突然减轻,板车一下朝前冲去,父亲抵不住,连人带车摔下边沟。

  14岁那年,我在新站中学读书,一天,我到新场工地找父亲要生活费。父亲的右手两个指头刚被砸伤,血丝还残留在包扎的纱布上,十指连心,父亲痛得脸色发青。见我来了,知道是来拿生活费的,支撑着从衣兜里给我摸钱,叮嘱我早点返校,不要耽误学习。我要搭别人的自行车回新站,他不准,说下吊尸岩危险,强忍着伤痛找汽车让我坐回去。

  这些年来,我在父亲的保护下成长,还没有真正走出父亲的视线。可是,这一次我要走远了,那是硝烟弥漫的战场,越军不讲客气,子弹不长眼睛,流血牺牲随时都会发生,这远比青杠哨跳板车、坐自行车过吊尸岩危险多了,父亲保护不了我了,得靠我自己去面对危难,一种孤独感袭上心头。人生刚起步,就经受这么严峻的考验,我陷入极度的烦恼中。

  如果我考中专体检不出疑问,或者复查及时,我就被录取了,此时此刻我将在某一所温馨的校园里,哪来烦恼?

  如果我不去更改那超过的3个月年龄,我还是个知青,此时此刻在楠木湾那土墙房子里睡大觉,哪来烦恼?

  唉!越想越多,越想越乱,不敢想了,我的头隐隐作痛,我想清醒一下。站起身,轻轻地走向窗边,让寒风吹拂。举目望去,远远的街边立着一根水泥电杆,上面挂了一盏路灯,昏黄的光从雾气中漫过来,映在窗玻璃上,透过玻璃,我看到自己的身影。一身军装穿在身上,整齐干练;军帽下,一张端庄而稚气的脸,充满灵气。喔!我果然是一名标致的军人。

 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,军人保卫祖国是神圣使命,我怎么那么多亲情绵长?那么多“如果”?再“如果”下去,我不就成了懦夫吗?我的思想将会滑向怎样的境地?我只有勇敢地奔赴南疆,奋战沙场,才无损于军人的形象,才不给父亲脸上抹黑。这盏灯点亮了我,我的意志越发坚定了,期待着明天去贵阳和战友们会合。

  次日下午,我们齐聚县武装部,新兵战友400多人,整队去火车站乘车。

  武装部在北门,去火车站要走过半个县城,人们都知道这批兵要上前线打仗,纷纷上街围观。送兵的亲人和朋友跟着队伍走,围观的街坊也跟着队伍走,满街挤满了人。桐梓城出现了从未有过的万人空巷的情景。

  来到油巷口,这地方通道很狭窄,是两间房屋的檐口,不足一米宽,新兵队伍只能单列通过。400多人的队伍,通过狭窄地带,要列队等候,这就把许多送行的亲友和围观的街坊拦下了。送行的亲友们见不到自家的亲人,围观的街坊怕看不到前面的场景,就朝前挤,前面的通不过,后面的又挤上来,油巷口出现了拥堵混乱的状况。

  好不容易通过油巷口,前面是通站路,这里早已人潮涌动,路边站满了人,菜地里挤满了人。公路边沿的石坎踩垮了,菜地踩坏了,连设置在通站路口的煤炭公司的地磅铁皮也踩陷下去了。放眼看去,通站路上,火车站场地上,尽是送行的人。

  队伍从通站路走过,过了桥,上了台阶就直接进候车室,从候车室进入站台。队伍很长,我们新兵连走前头,刚进候车室,送行的人们也慌着挤进去,队伍还没进去多少,候车室的木门就“咔嚓”一声挤垮了。队伍被冲乱了,这会儿被分成候车室里一部分,外面一部分。龙连长迅速安排人挤进候车室招呼里面的新兵,把他们带到站台上等候。他带着我们改道侧面的检票口进站。这些地方早已挤满了人,人们也跟着从检票口进站,检票口很窄,只能一人通过,新兵人多,进入的速度又慢,人们等不及,也使劲儿往里挤,人流蜂拥,挤进去的人不多,外面的人就从旁边的围栏上翻进去,翻越的人多了,前推后拥,围拦挤垮了。人们从缺口处拥进站台,车站内外,人头攒动,人声鼎沸,一片混乱拥挤的场面。

  队伍被挤散了,又重新列队,等候蹬车。列车没到,我们就在站台上等候。等候的时间很长,送行的人们就在站台上寻找亲人,三五成群地围在一起说话不休,队伍又被冲乱了。

  这期间,我始终见不到父亲,不知他被挤到哪里去了。

  19点许,列车从重庆开来,是运兵专列。往年,新兵都坐铁皮闷罐车,今天,我们要坐客车。我们要上车了,要和亲人们告别了,送行的人们慌乱起来,紧张起来,站台上挤得一团乱,我们上不去,只好原地站着。接兵部队和县武装部的领导一再劝导,用了很长时间,才让人们平静下来。我们终于上了车,按照班排顺序坐定。人们又围在车窗前和我们说话,有的长辈,不管认识不认识,都千叮咛万嘱咐,要我们团结,互相照顾。围在车窗前的人太多,列车启动不了。

  列车上,我一次又一次地从窗口探出头来寻找父亲。人太多,太混乱,站台上灯光很弱,我看不到。父亲在哪里?我很焦急,我的视线往人群后边看去,货场的煤堆旁,父亲就站在那里。我把头伸出窗外,摘下军帽挥动着,大声喊:“爸爸,我在这里!”父亲走近车厢,看着我,有些激动。

  眼前这阵势,父亲知道我去打仗了,脸上的表情有些忧郁。面对父亲,我先前想好的那么多宽心话,一句也说不出来。我在想,父亲好可怜,我当兵一点也没跟他商量,也不知他的想法,我要走了,他就一直跟着送我,送到桐梓就是这个场景,战争来临,儿子要上战场,让他猝不及防。可是保卫祖国是天大的事,国家有难,匹夫有责,这些大道理,他懂,他有多少不情愿都说不出半个不字来,只能是人前平静人后痛苦,这以后,多少个日日夜夜,令他吃不下睡不着,为我担心了,是我把他硬拖进这痛苦的境地。想着这些,眼泪在眼眶里打转,我不能在父亲面前流泪,不能显得那么软弱。

  沉默了一会儿,我说:“爸爸,不要担心我,到了部队,我就写信回来。”说着话,我赶忙取下手表塞给他,“我用不上了,您拿回家去”。

  这块表是我下乡时父亲给我买的,在乡下我一直舍不得戴,这到部队了才戴上它,可是要打仗,我不戴了,留给父亲,看到表如同看到我。

  父亲接过表,立即又塞给我,说:“戴上嘛,出门在外,看个时间也好啊!”

  听到父亲简短的话语,看到他塞回手表时的表情,我知道他心里的想法。“儿子都搭上了,还在乎这块表吗?”

  接过表,我不知再说点什么好,父亲倒安慰起我来:“放心去,不要担心家里,既来之,则安之。”父亲一边抽烟一边说:“人一辈子要经历好多事哟,你还年轻,才开头,胆子大点,到哪个山头唱哪首歌。”

  这是父亲给我的临别赠言,是最暖心最带劲儿的话,我一个劲儿地点头,眼泪要滚出来又竭力忍住,坚强地看着父亲,他一手揣在裤兜里,一手夹着烟抽,他把烟夹在食指和中指间的指根处,整个手掌蒙在嘴上,遮蔽了半个脸面,遮蔽了他忧郁的表情,烟雾从指间溢出。

  12月的天气,桐梓很冷,夜深了,站久了,就更冷,送行的人们渐渐散去。我叫父亲走,他不走,我怕他冷,他说不怕,他又退回到煤堆旁站着。送行的人越来越少,他还是不走,站在那里使劲儿地抽烟,一支抽完,又摸出一支点上。父亲操劳一生,苦心培养我,希望我有个好前程。可是我要上战场,谈不上什么前程了。这一走,还能不能相见,就看缘分了。如果我俩父子缘分深,我还回来看您,如果缘分尽了,就再也见不到您了,下辈子再做您的儿子吧!

  23时,列车快要开动,列车员已经上车并放下踏板,正要关门时,我一闪身跳下去,跑到父亲身边,把手表硬塞给他,说一声:“爸爸,我走了!”一转身跳上车厢,车门随即关闭,列车缓缓启动。我急忙跑到车窗前跟父亲告别,但是靠不拢,车窗前已经挤满战友,都在告别亲人和家乡,时间紧迫,我立即挤进厕所,拉开窗户,向父亲挥手告别,这一刻我的眼泪夺眶而出。

  列车在加速,父亲的身影缓缓退去,眼泪模糊了我的视线,渐渐地不见他的身影,只看到飘逸的几缕烟雾。

  我从厕所出来,蹲在车厢接头处,埋着头,一句话不说,眼泪止不住地流,龙连长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,又陪我蹲了一阵,我才抑制住情绪,渐渐恢复平静,回到车厢和战友们坐在一起。

  车厢里一片寂静,只听到车轮碾压铁轨发出的声响。

  哐当……哐当……。

  

  程吉林

  1958年生,贵州省桐梓县人。1988年毕业于贵州大学管理科学系,当过知青,做过民办教师。当过兵,参加过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,战斗中火线入党、荣立三等功一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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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每年新战士入伍,桐梓城总是敲锣打鼓一派欢送景象。但我们走的时候就是另一番情景了。

  1978年12月22日,龙排长把我们新站区的20几个新兵带到桐梓县武装部集中。武装部没有房子统一安排新兵们住宿,只好以区为单位分散安排,我们区住进县粮食局四楼会议室。

  粮食局是新建的大楼,在新华书店隔壁。我们刚上楼,楼口就有接兵部队站岗,把楼上楼下分隔开了,楼上的新兵不能随意下楼,楼下的亲属也不能随意上去。

  父亲从捷阵家中送我来,一直跟在队伍后面,看我们上了楼,跟不进去,也就离开了。

  粮食局四楼会议室的水泥地板抹得溜光,我们打开背包,在水泥地上铺被子,光光的地板,没有铺褥子,也没铺草垫,连稻草也没铺,我们把被子半边铺地上,半边盖身上。严寒的冬天,睡在水泥地上,格外冷酷。

  一会儿,城关镇的新兵来了,有30多人,和我们住在一起,编成一个新兵连,龙排长担任新兵连连长。

  新兵到齐了,龙连长宣布新兵连纪律:不准离队会客,不准上街走亲访友,亲友也不能来驻地探望。新兵连突然严肃起来。

  城关镇的新兵住进以后,悄悄地传递一个消息。说我们这批兵要去打仗。

  打仗?这消息让我们吃了一惊!

  去哪里打?

  云南。

  和那个打?

  越南。

  ……

  我从新站区偏僻的乡下来,没听说这方面的消息。我想,我们是新兵,啥都不懂,怎么可能去打仗。再说区县武装部和接兵部队的领导都没讲这事,我怀疑这消息的真实性。

  可是,消息说得有板有眼。说是武装部的一位参谋把打仗的事告诉给朋友,朋友的儿子放弃参军,考上了也躲着不去,造成极坏的影响,还说这位参谋受到严厉处分。

  这样一说,我联想起两件事来。几天前在新站区武装部换装后,部领导特意放我们回家耍三天,要我们和亲人好好团聚一下。回区集中后,龙连长说,新站的兵原命令招到都匀军分区,现在新的命令下达了,去云南。还把配发的棉帽棉鞋换成单帽胶鞋。我把这两件事和今天听到的消息联系起来,我相信打仗有几分可能了。领导们没讲打仗的事,那可能是重大军事行动的保密要求,是纪律。

  我有些焦急起来。担心父亲在街上听到这消息,心里紧张,他一个人在桐梓,有句话都没地方说,怎么办?我想见到父亲,给他说些宽心话,让他和全家人都放心。可是,新兵连有纪律约束,我见不到。

  夜晚,我翻来覆去睡不着,裹着半边被子,躺在水泥地上,听窗外寒风嗖嗖地刮,满脑子都是父亲的影子。

  我12岁那年,父亲在石工班做工。川黔公路蒙渡垭口一处工地竣工了,转场到团鱼角工地,剩下一些煤还没运走。春节刚过,父亲为了多挣工分,拉着板车去工地上运煤,叫我一起去帮把手,我们装了满满一车铆足劲地拉,上坡时他在前面拉,我在后面推,下坡时,他在前面顶住车杆,我在后面踩住刹车棒。开始走得很顺利,后来在青杠哨下坡时,坡长陡峭,板车惯性增大,往下俯冲,父亲感到危险,担心伤着我,叫我不要踩刹车棒了,跳车,我跳下车,车尾重量突然减轻,板车一下朝前冲去,父亲抵不住,连人带车摔下边沟。

  14岁那年,我在新站中学读书,一天,我到新场工地找父亲要生活费。父亲的右手两个指头刚被砸伤,血丝还残留在包扎的纱布上,十指连心,父亲痛得脸色发青。见我来了,知道是来拿生活费的,支撑着从衣兜里给我摸钱,叮嘱我早点返校,不要耽误学习。我要搭别人的自行车回新站,他不准,说下吊尸岩危险,强忍着伤痛找汽车让我坐回去。

  这些年来,我在父亲的保护下成长,还没有真正走出父亲的视线。可是,这一次我要走远了,那是硝烟弥漫的战场,越军不讲客气,子弹不长眼睛,流血牺牲随时都会发生,这远比青杠哨跳板车、坐自行车过吊尸岩危险多了,父亲保护不了我了,得靠我自己去面对危难,一种孤独感袭上心头。人生刚起步,就经受这么严峻的考验,我陷入极度的烦恼中。

  如果我考中专体检不出疑问,或者复查及时,我就被录取了,此时此刻我将在某一所温馨的校园里,哪来烦恼?

  如果我不去更改那超过的3个月年龄,我还是个知青,此时此刻在楠木湾那土墙房子里睡大觉,哪来烦恼?

  唉!越想越多,越想越乱,不敢想了,我的头隐隐作痛,我想清醒一下。站起身,轻轻地走向窗边,让寒风吹拂。举目望去,远远的街边立着一根水泥电杆,上面挂了一盏路灯,昏黄的光从雾气中漫过来,映在窗玻璃上,透过玻璃,我看到自己的身影。一身军装穿在身上,整齐干练;军帽下,一张端庄而稚气的脸,充满灵气。喔!我果然是一名标致的军人。

 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,军人保卫祖国是神圣使命,我怎么那么多亲情绵长?那么多“如果”?再“如果”下去,我不就成了懦夫吗?我的思想将会滑向怎样的境地?我只有勇敢地奔赴南疆,奋战沙场,才无损于军人的形象,才不给父亲脸上抹黑。这盏灯点亮了我,我的意志越发坚定了,期待着明天去贵阳和战友们会合。

  次日下午,我们齐聚县武装部,新兵战友400多人,整队去火车站乘车。

  武装部在北门,去火车站要走过半个县城,人们都知道这批兵要上前线打仗,纷纷上街围观。送兵的亲人和朋友跟着队伍走,围观的街坊也跟着队伍走,满街挤满了人。桐梓城出现了从未有过的万人空巷的情景。

  来到油巷口,这地方通道很狭窄,是两间房屋的檐口,不足一米宽,新兵队伍只能单列通过。400多人的队伍,通过狭窄地带,要列队等候,这就把许多送行的亲友和围观的街坊拦下了。送行的亲友们见不到自家的亲人,围观的街坊怕看不到前面的场景,就朝前挤,前面的通不过,后面的又挤上来,油巷口出现了拥堵混乱的状况。

  好不容易通过油巷口,前面是通站路,这里早已人潮涌动,路边站满了人,菜地里挤满了人。公路边沿的石坎踩垮了,菜地踩坏了,连设置在通站路口的煤炭公司的地磅铁皮也踩陷下去了。放眼看去,通站路上,火车站场地上,尽是送行的人。

  队伍从通站路走过,过了桥,上了台阶就直接进候车室,从候车室进入站台。队伍很长,我们新兵连走前头,刚进候车室,送行的人们也慌着挤进去,队伍还没进去多少,候车室的木门就“咔嚓”一声挤垮了。队伍被冲乱了,这会儿被分成候车室里一部分,外面一部分。龙连长迅速安排人挤进候车室招呼里面的新兵,把他们带到站台上等候。他带着我们改道侧面的检票口进站。这些地方早已挤满了人,人们也跟着从检票口进站,检票口很窄,只能一人通过,新兵人多,进入的速度又慢,人们等不及,也使劲儿往里挤,人流蜂拥,挤进去的人不多,外面的人就从旁边的围栏上翻进去,翻越的人多了,前推后拥,围拦挤垮了。人们从缺口处拥进站台,车站内外,人头攒动,人声鼎沸,一片混乱拥挤的场面。

  队伍被挤散了,又重新列队,等候蹬车。列车没到,我们就在站台上等候。等候的时间很长,送行的人们就在站台上寻找亲人,三五成群地围在一起说话不休,队伍又被冲乱了。

  这期间,我始终见不到父亲,不知他被挤到哪里去了。

  19点许,列车从重庆开来,是运兵专列。往年,新兵都坐铁皮闷罐车,今天,我们要坐客车。我们要上车了,要和亲人们告别了,送行的人们慌乱起来,紧张起来,站台上挤得一团乱,我们上不去,只好原地站着。接兵部队和县武装部的领导一再劝导,用了很长时间,才让人们平静下来。我们终于上了车,按照班排顺序坐定。人们又围在车窗前和我们说话,有的长辈,不管认识不认识,都千叮咛万嘱咐,要我们团结,互相照顾。围在车窗前的人太多,列车启动不了。

  列车上,我一次又一次地从窗口探出头来寻找父亲。人太多,太混乱,站台上灯光很弱,我看不到。父亲在哪里?我很焦急,我的视线往人群后边看去,货场的煤堆旁,父亲就站在那里。我把头伸出窗外,摘下军帽挥动着,大声喊:“爸爸,我在这里!”父亲走近车厢,看着我,有些激动。

  眼前这阵势,父亲知道我去打仗了,脸上的表情有些忧郁。面对父亲,我先前想好的那么多宽心话,一句也说不出来。我在想,父亲好可怜,我当兵一点也没跟他商量,也不知他的想法,我要走了,他就一直跟着送我,送到桐梓就是这个场景,战争来临,儿子要上战场,让他猝不及防。可是保卫祖国是天大的事,国家有难,匹夫有责,这些大道理,他懂,他有多少不情愿都说不出半个不字来,只能是人前平静人后痛苦,这以后,多少个日日夜夜,令他吃不下睡不着,为我担心了,是我把他硬拖进这痛苦的境地。想着这些,眼泪在眼眶里打转,我不能在父亲面前流泪,不能显得那么软弱。

  沉默了一会儿,我说:“爸爸,不要担心我,到了部队,我就写信回来。”说着话,我赶忙取下手表塞给他,“我用不上了,您拿回家去”。

  这块表是我下乡时父亲给我买的,在乡下我一直舍不得戴,这到部队了才戴上它,可是要打仗,我不戴了,留给父亲,看到表如同看到我。

  父亲接过表,立即又塞给我,说:“戴上嘛,出门在外,看个时间也好啊!”

  听到父亲简短的话语,看到他塞回手表时的表情,我知道他心里的想法。“儿子都搭上了,还在乎这块表吗?”

  接过表,我不知再说点什么好,父亲倒安慰起我来:“放心去,不要担心家里,既来之,则安之。”父亲一边抽烟一边说:“人一辈子要经历好多事哟,你还年轻,才开头,胆子大点,到哪个山头唱哪首歌。”

  这是父亲给我的临别赠言,是最暖心最带劲儿的话,我一个劲儿地点头,眼泪要滚出来又竭力忍住,坚强地看着父亲,他一手揣在裤兜里,一手夹着烟抽,他把烟夹在食指和中指间的指根处,整个手掌蒙在嘴上,遮蔽了半个脸面,遮蔽了他忧郁的表情,烟雾从指间溢出。

  12月的天气,桐梓很冷,夜深了,站久了,就更冷,送行的人们渐渐散去。我叫父亲走,他不走,我怕他冷,他说不怕,他又退回到煤堆旁站着。送行的人越来越少,他还是不走,站在那里使劲儿地抽烟,一支抽完,又摸出一支点上。父亲操劳一生,苦心培养我,希望我有个好前程。可是我要上战场,谈不上什么前程了。这一走,还能不能相见,就看缘分了。如果我俩父子缘分深,我还回来看您,如果缘分尽了,就再也见不到您了,下辈子再做您的儿子吧!

  23时,列车快要开动,列车员已经上车并放下踏板,正要关门时,我一闪身跳下去,跑到父亲身边,把手表硬塞给他,说一声:“爸爸,我走了!”一转身跳上车厢,车门随即关闭,列车缓缓启动。我急忙跑到车窗前跟父亲告别,但是靠不拢,车窗前已经挤满战友,都在告别亲人和家乡,时间紧迫,我立即挤进厕所,拉开窗户,向父亲挥手告别,这一刻我的眼泪夺眶而出。

  列车在加速,父亲的身影缓缓退去,眼泪模糊了我的视线,渐渐地不见他的身影,只看到飘逸的几缕烟雾。

  我从厕所出来,蹲在车厢接头处,埋着头,一句话不说,眼泪止不住地流,龙连长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,又陪我蹲了一阵,我才抑制住情绪,渐渐恢复平静,回到车厢和战友们坐在一起。

  车厢里一片寂静,只听到车轮碾压铁轨发出的声响。

  哐当……哐当……。

  

  程吉林

  1958年生,贵州省桐梓县人。1988年毕业于贵州大学管理科学系,当过知青,做过民办教师。当过兵,参加过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,战斗中火线入党、荣立三等功一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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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每年新战士入伍,桐梓城总是敲锣打鼓一派欢送景象。但我们走的时候就是另一番情景了。

  1978年12月22日,龙排长把我们新站区的20几个新兵带到桐梓县武装部集中。武装部没有房子统一安排新兵们住宿,只好以区为单位分散安排,我们区住进县粮食局四楼会议室。

  粮食局是新建的大楼,在新华书店隔壁。我们刚上楼,楼口就有接兵部队站岗,把楼上楼下分隔开了,楼上的新兵不能随意下楼,楼下的亲属也不能随意上去。

  父亲从捷阵家中送我来,一直跟在队伍后面,看我们上了楼,跟不进去,也就离开了。

  粮食局四楼会议室的水泥地板抹得溜光,我们打开背包,在水泥地上铺被子,光光的地板,没有铺褥子,也没铺草垫,连稻草也没铺,我们把被子半边铺地上,半边盖身上。严寒的冬天,睡在水泥地上,格外冷酷。

  一会儿,城关镇的新兵来了,有30多人,和我们住在一起,编成一个新兵连,龙排长担任新兵连连长。

  新兵到齐了,龙连长宣布新兵连纪律:不准离队会客,不准上街走亲访友,亲友也不能来驻地探望。新兵连突然严肃起来。

  城关镇的新兵住进以后,悄悄地传递一个消息。说我们这批兵要去打仗。

  打仗?这消息让我们吃了一惊!

  去哪里打?

  云南。

  和那个打?

  越南。

  ……

  我从新站区偏僻的乡下来,没听说这方面的消息。我想,我们是新兵,啥都不懂,怎么可能去打仗。再说区县武装部和接兵部队的领导都没讲这事,我怀疑这消息的真实性。

  可是,消息说得有板有眼。说是武装部的一位参谋把打仗的事告诉给朋友,朋友的儿子放弃参军,考上了也躲着不去,造成极坏的影响,还说这位参谋受到严厉处分。

  这样一说,我联想起两件事来。几天前在新站区武装部换装后,部领导特意放我们回家耍三天,要我们和亲人好好团聚一下。回区集中后,龙连长说,新站的兵原命令招到都匀军分区,现在新的命令下达了,去云南。还把配发的棉帽棉鞋换成单帽胶鞋。我把这两件事和今天听到的消息联系起来,我相信打仗有几分可能了。领导们没讲打仗的事,那可能是重大军事行动的保密要求,是纪律。

  我有些焦急起来。担心父亲在街上听到这消息,心里紧张,他一个人在桐梓,有句话都没地方说,怎么办?我想见到父亲,给他说些宽心话,让他和全家人都放心。可是,新兵连有纪律约束,我见不到。

  夜晚,我翻来覆去睡不着,裹着半边被子,躺在水泥地上,听窗外寒风嗖嗖地刮,满脑子都是父亲的影子。

  我12岁那年,父亲在石工班做工。川黔公路蒙渡垭口一处工地竣工了,转场到团鱼角工地,剩下一些煤还没运走。春节刚过,父亲为了多挣工分,拉着板车去工地上运煤,叫我一起去帮把手,我们装了满满一车铆足劲地拉,上坡时他在前面拉,我在后面推,下坡时,他在前面顶住车杆,我在后面踩住刹车棒。开始走得很顺利,后来在青杠哨下坡时,坡长陡峭,板车惯性增大,往下俯冲,父亲感到危险,担心伤着我,叫我不要踩刹车棒了,跳车,我跳下车,车尾重量突然减轻,板车一下朝前冲去,父亲抵不住,连人带车摔下边沟。

  14岁那年,我在新站中学读书,一天,我到新场工地找父亲要生活费。父亲的右手两个指头刚被砸伤,血丝还残留在包扎的纱布上,十指连心,父亲痛得脸色发青。见我来了,知道是来拿生活费的,支撑着从衣兜里给我摸钱,叮嘱我早点返校,不要耽误学习。我要搭别人的自行车回新站,他不准,说下吊尸岩危险,强忍着伤痛找汽车让我坐回去。

  这些年来,我在父亲的保护下成长,还没有真正走出父亲的视线。可是,这一次我要走远了,那是硝烟弥漫的战场,越军不讲客气,子弹不长眼睛,流血牺牲随时都会发生,这远比青杠哨跳板车、坐自行车过吊尸岩危险多了,父亲保护不了我了,得靠我自己去面对危难,一种孤独感袭上心头。人生刚起步,就经受这么严峻的考验,我陷入极度的烦恼中。

  如果我考中专体检不出疑问,或者复查及时,我就被录取了,此时此刻我将在某一所温馨的校园里,哪来烦恼?

  如果我不去更改那超过的3个月年龄,我还是个知青,此时此刻在楠木湾那土墙房子里睡大觉,哪来烦恼?

  唉!越想越多,越想越乱,不敢想了,我的头隐隐作痛,我想清醒一下。站起身,轻轻地走向窗边,让寒风吹拂。举目望去,远远的街边立着一根水泥电杆,上面挂了一盏路灯,昏黄的光从雾气中漫过来,映在窗玻璃上,透过玻璃,我看到自己的身影。一身军装穿在身上,整齐干练;军帽下,一张端庄而稚气的脸,充满灵气。喔!我果然是一名标致的军人。

 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,军人保卫祖国是神圣使命,我怎么那么多亲情绵长?那么多“如果”?再“如果”下去,我不就成了懦夫吗?我的思想将会滑向怎样的境地?我只有勇敢地奔赴南疆,奋战沙场,才无损于军人的形象,才不给父亲脸上抹黑。这盏灯点亮了我,我的意志越发坚定了,期待着明天去贵阳和战友们会合。

  次日下午,我们齐聚县武装部,新兵战友400多人,整队去火车站乘车。

  武装部在北门,去火车站要走过半个县城,人们都知道这批兵要上前线打仗,纷纷上街围观。送兵的亲人和朋友跟着队伍走,围观的街坊也跟着队伍走,满街挤满了人。桐梓城出现了从未有过的万人空巷的情景。

  来到油巷口,这地方通道很狭窄,是两间房屋的檐口,不足一米宽,新兵队伍只能单列通过。400多人的队伍,通过狭窄地带,要列队等候,这就把许多送行的亲友和围观的街坊拦下了。送行的亲友们见不到自家的亲人,围观的街坊怕看不到前面的场景,就朝前挤,前面的通不过,后面的又挤上来,油巷口出现了拥堵混乱的状况。

  好不容易通过油巷口,前面是通站路,这里早已人潮涌动,路边站满了人,菜地里挤满了人。公路边沿的石坎踩垮了,菜地踩坏了,连设置在通站路口的煤炭公司的地磅铁皮也踩陷下去了。放眼看去,通站路上,火车站场地上,尽是送行的人。

  队伍从通站路走过,过了桥,上了台阶就直接进候车室,从候车室进入站台。队伍很长,我们新兵连走前头,刚进候车室,送行的人们也慌着挤进去,队伍还没进去多少,候车室的木门就“咔嚓”一声挤垮了。队伍被冲乱了,这会儿被分成候车室里一部分,外面一部分。龙连长迅速安排人挤进候车室招呼里面的新兵,把他们带到站台上等候。他带着我们改道侧面的检票口进站。这些地方早已挤满了人,人们也跟着从检票口进站,检票口很窄,只能一人通过,新兵人多,进入的速度又慢,人们等不及,也使劲儿往里挤,人流蜂拥,挤进去的人不多,外面的人就从旁边的围栏上翻进去,翻越的人多了,前推后拥,围拦挤垮了。人们从缺口处拥进站台,车站内外,人头攒动,人声鼎沸,一片混乱拥挤的场面。

  队伍被挤散了,又重新列队,等候蹬车。列车没到,我们就在站台上等候。等候的时间很长,送行的人们就在站台上寻找亲人,三五成群地围在一起说话不休,队伍又被冲乱了。

  这期间,我始终见不到父亲,不知他被挤到哪里去了。

  19点许,列车从重庆开来,是运兵专列。往年,新兵都坐铁皮闷罐车,今天,我们要坐客车。我们要上车了,要和亲人们告别了,送行的人们慌乱起来,紧张起来,站台上挤得一团乱,我们上不去,只好原地站着。接兵部队和县武装部的领导一再劝导,用了很长时间,才让人们平静下来。我们终于上了车,按照班排顺序坐定。人们又围在车窗前和我们说话,有的长辈,不管认识不认识,都千叮咛万嘱咐,要我们团结,互相照顾。围在车窗前的人太多,列车启动不了。

  列车上,我一次又一次地从窗口探出头来寻找父亲。人太多,太混乱,站台上灯光很弱,我看不到。父亲在哪里?我很焦急,我的视线往人群后边看去,货场的煤堆旁,父亲就站在那里。我把头伸出窗外,摘下军帽挥动着,大声喊:“爸爸,我在这里!”父亲走近车厢,看着我,有些激动。

  眼前这阵势,父亲知道我去打仗了,脸上的表情有些忧郁。面对父亲,我先前想好的那么多宽心话,一句也说不出来。我在想,父亲好可怜,我当兵一点也没跟他商量,也不知他的想法,我要走了,他就一直跟着送我,送到桐梓就是这个场景,战争来临,儿子要上战场,让他猝不及防。可是保卫祖国是天大的事,国家有难,匹夫有责,这些大道理,他懂,他有多少不情愿都说不出半个不字来,只能是人前平静人后痛苦,这以后,多少个日日夜夜,令他吃不下睡不着,为我担心了,是我把他硬拖进这痛苦的境地。想着这些,眼泪在眼眶里打转,我不能在父亲面前流泪,不能显得那么软弱。

  沉默了一会儿,我说:“爸爸,不要担心我,到了部队,我就写信回来。”说着话,我赶忙取下手表塞给他,“我用不上了,您拿回家去”。

  这块表是我下乡时父亲给我买的,在乡下我一直舍不得戴,这到部队了才戴上它,可是要打仗,我不戴了,留给父亲,看到表如同看到我。

  父亲接过表,立即又塞给我,说:“戴上嘛,出门在外,看个时间也好啊!”

  听到父亲简短的话语,看到他塞回手表时的表情,我知道他心里的想法。“儿子都搭上了,还在乎这块表吗?”

  接过表,我不知再说点什么好,父亲倒安慰起我来:“放心去,不要担心家里,既来之,则安之。”父亲一边抽烟一边说:“人一辈子要经历好多事哟,你还年轻,才开头,胆子大点,到哪个山头唱哪首歌。”

  这是父亲给我的临别赠言,是最暖心最带劲儿的话,我一个劲儿地点头,眼泪要滚出来又竭力忍住,坚强地看着父亲,他一手揣在裤兜里,一手夹着烟抽,他把烟夹在食指和中指间的指根处,整个手掌蒙在嘴上,遮蔽了半个脸面,遮蔽了他忧郁的表情,烟雾从指间溢出。

  12月的天气,桐梓很冷,夜深了,站久了,就更冷,送行的人们渐渐散去。我叫父亲走,他不走,我怕他冷,他说不怕,他又退回到煤堆旁站着。送行的人越来越少,他还是不走,站在那里使劲儿地抽烟,一支抽完,又摸出一支点上。父亲操劳一生,苦心培养我,希望我有个好前程。可是我要上战场,谈不上什么前程了。这一走,还能不能相见,就看缘分了。如果我俩父子缘分深,我还回来看您,如果缘分尽了,就再也见不到您了,下辈子再做您的儿子吧!

  23时,列车快要开动,列车员已经上车并放下踏板,正要关门时,我一闪身跳下去,跑到父亲身边,把手表硬塞给他,说一声:“爸爸,我走了!”一转身跳上车厢,车门随即关闭,列车缓缓启动。我急忙跑到车窗前跟父亲告别,但是靠不拢,车窗前已经挤满战友,都在告别亲人和家乡,时间紧迫,我立即挤进厕所,拉开窗户,向父亲挥手告别,这一刻我的眼泪夺眶而出。

  列车在加速,父亲的身影缓缓退去,眼泪模糊了我的视线,渐渐地不见他的身影,只看到飘逸的几缕烟雾。

  我从厕所出来,蹲在车厢接头处,埋着头,一句话不说,眼泪止不住地流,龙连长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,又陪我蹲了一阵,我才抑制住情绪,渐渐恢复平静,回到车厢和战友们坐在一起。

  车厢里一片寂静,只听到车轮碾压铁轨发出的声响。

  哐当……哐当……。

  

  程吉林

  1958年生,贵州省桐梓县人。1988年毕业于贵州大学管理科学系,当过知青,做过民办教师。当过兵,参加过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,战斗中火线入党、荣立三等功一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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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每年新战士入伍,桐梓城总是敲锣打鼓一派欢送景象。但我们走的时候就是另一番情景了。

  1978年12月22日,龙排长把我们新站区的20几个新兵带到桐梓县武装部集中。武装部没有房子统一安排新兵们住宿,只好以区为单位分散安排,我们区住进县粮食局四楼会议室。

  粮食局是新建的大楼,在新华书店隔壁。我们刚上楼,楼口就有接兵部队站岗,把楼上楼下分隔开了,楼上的新兵不能随意下楼,楼下的亲属也不能随意上去。

  父亲从捷阵家中送我来,一直跟在队伍后面,看我们上了楼,跟不进去,也就离开了。

  粮食局四楼会议室的水泥地板抹得溜光,我们打开背包,在水泥地上铺被子,光光的地板,没有铺褥子,也没铺草垫,连稻草也没铺,我们把被子半边铺地上,半边盖身上。严寒的冬天,睡在水泥地上,格外冷酷。

  一会儿,城关镇的新兵来了,有30多人,和我们住在一起,编成一个新兵连,龙排长担任新兵连连长。

  新兵到齐了,龙连长宣布新兵连纪律:不准离队会客,不准上街走亲访友,亲友也不能来驻地探望。新兵连突然严肃起来。

  城关镇的新兵住进以后,悄悄地传递一个消息。说我们这批兵要去打仗。

  打仗?这消息让我们吃了一惊!

  去哪里打?

  云南。

  和那个打?

  越南。

  ……

  我从新站区偏僻的乡下来,没听说这方面的消息。我想,我们是新兵,啥都不懂,怎么可能去打仗。再说区县武装部和接兵部队的领导都没讲这事,我怀疑这消息的真实性。

  可是,消息说得有板有眼。说是武装部的一位参谋把打仗的事告诉给朋友,朋友的儿子放弃参军,考上了也躲着不去,造成极坏的影响,还说这位参谋受到严厉处分。

  这样一说,我联想起两件事来。几天前在新站区武装部换装后,部领导特意放我们回家耍三天,要我们和亲人好好团聚一下。回区集中后,龙连长说,新站的兵原命令招到都匀军分区,现在新的命令下达了,去云南。还把配发的棉帽棉鞋换成单帽胶鞋。我把这两件事和今天听到的消息联系起来,我相信打仗有几分可能了。领导们没讲打仗的事,那可能是重大军事行动的保密要求,是纪律。

  我有些焦急起来。担心父亲在街上听到这消息,心里紧张,他一个人在桐梓,有句话都没地方说,怎么办?我想见到父亲,给他说些宽心话,让他和全家人都放心。可是,新兵连有纪律约束,我见不到。

  夜晚,我翻来覆去睡不着,裹着半边被子,躺在水泥地上,听窗外寒风嗖嗖地刮,满脑子都是父亲的影子。

  我12岁那年,父亲在石工班做工。川黔公路蒙渡垭口一处工地竣工了,转场到团鱼角工地,剩下一些煤还没运走。春节刚过,父亲为了多挣工分,拉着板车去工地上运煤,叫我一起去帮把手,我们装了满满一车铆足劲地拉,上坡时他在前面拉,我在后面推,下坡时,他在前面顶住车杆,我在后面踩住刹车棒。开始走得很顺利,后来在青杠哨下坡时,坡长陡峭,板车惯性增大,往下俯冲,父亲感到危险,担心伤着我,叫我不要踩刹车棒了,跳车,我跳下车,车尾重量突然减轻,板车一下朝前冲去,父亲抵不住,连人带车摔下边沟。

  14岁那年,我在新站中学读书,一天,我到新场工地找父亲要生活费。父亲的右手两个指头刚被砸伤,血丝还残留在包扎的纱布上,十指连心,父亲痛得脸色发青。见我来了,知道是来拿生活费的,支撑着从衣兜里给我摸钱,叮嘱我早点返校,不要耽误学习。我要搭别人的自行车回新站,他不准,说下吊尸岩危险,强忍着伤痛找汽车让我坐回去。

  这些年来,我在父亲的保护下成长,还没有真正走出父亲的视线。可是,这一次我要走远了,那是硝烟弥漫的战场,越军不讲客气,子弹不长眼睛,流血牺牲随时都会发生,这远比青杠哨跳板车、坐自行车过吊尸岩危险多了,父亲保护不了我了,得靠我自己去面对危难,一种孤独感袭上心头。人生刚起步,就经受这么严峻的考验,我陷入极度的烦恼中。

  如果我考中专体检不出疑问,或者复查及时,我就被录取了,此时此刻我将在某一所温馨的校园里,哪来烦恼?

  如果我不去更改那超过的3个月年龄,我还是个知青,此时此刻在楠木湾那土墙房子里睡大觉,哪来烦恼?

  唉!越想越多,越想越乱,不敢想了,我的头隐隐作痛,我想清醒一下。站起身,轻轻地走向窗边,让寒风吹拂。举目望去,远远的街边立着一根水泥电杆,上面挂了一盏路灯,昏黄的光从雾气中漫过来,映在窗玻璃上,透过玻璃,我看到自己的身影。一身军装穿在身上,整齐干练;军帽下,一张端庄而稚气的脸,充满灵气。喔!我果然是一名标致的军人。

 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,军人保卫祖国是神圣使命,我怎么那么多亲情绵长?那么多“如果”?再“如果”下去,我不就成了懦夫吗?我的思想将会滑向怎样的境地?我只有勇敢地奔赴南疆,奋战沙场,才无损于军人的形象,才不给父亲脸上抹黑。这盏灯点亮了我,我的意志越发坚定了,期待着明天去贵阳和战友们会合。

  次日下午,我们齐聚县武装部,新兵战友400多人,整队去火车站乘车。

  武装部在北门,去火车站要走过半个县城,人们都知道这批兵要上前线打仗,纷纷上街围观。送兵的亲人和朋友跟着队伍走,围观的街坊也跟着队伍走,满街挤满了人。桐梓城出现了从未有过的万人空巷的情景。

  来到油巷口,这地方通道很狭窄,是两间房屋的檐口,不足一米宽,新兵队伍只能单列通过。400多人的队伍,通过狭窄地带,要列队等候,这就把许多送行的亲友和围观的街坊拦下了。送行的亲友们见不到自家的亲人,围观的街坊怕看不到前面的场景,就朝前挤,前面的通不过,后面的又挤上来,油巷口出现了拥堵混乱的状况。

  好不容易通过油巷口,前面是通站路,这里早已人潮涌动,路边站满了人,菜地里挤满了人。公路边沿的石坎踩垮了,菜地踩坏了,连设置在通站路口的煤炭公司的地磅铁皮也踩陷下去了。放眼看去,通站路上,火车站场地上,尽是送行的人。

  队伍从通站路走过,过了桥,上了台阶就直接进候车室,从候车室进入站台。队伍很长,我们新兵连走前头,刚进候车室,送行的人们也慌着挤进去,队伍还没进去多少,候车室的木门就“咔嚓”一声挤垮了。队伍被冲乱了,这会儿被分成候车室里一部分,外面一部分。龙连长迅速安排人挤进候车室招呼里面的新兵,把他们带到站台上等候。他带着我们改道侧面的检票口进站。这些地方早已挤满了人,人们也跟着从检票口进站,检票口很窄,只能一人通过,新兵人多,进入的速度又慢,人们等不及,也使劲儿往里挤,人流蜂拥,挤进去的人不多,外面的人就从旁边的围栏上翻进去,翻越的人多了,前推后拥,围拦挤垮了。人们从缺口处拥进站台,车站内外,人头攒动,人声鼎沸,一片混乱拥挤的场面。

  队伍被挤散了,又重新列队,等候蹬车。列车没到,我们就在站台上等候。等候的时间很长,送行的人们就在站台上寻找亲人,三五成群地围在一起说话不休,队伍又被冲乱了。

  这期间,我始终见不到父亲,不知他被挤到哪里去了。

  19点许,列车从重庆开来,是运兵专列。往年,新兵都坐铁皮闷罐车,今天,我们要坐客车。我们要上车了,要和亲人们告别了,送行的人们慌乱起来,紧张起来,站台上挤得一团乱,我们上不去,只好原地站着。接兵部队和县武装部的领导一再劝导,用了很长时间,才让人们平静下来。我们终于上了车,按照班排顺序坐定。人们又围在车窗前和我们说话,有的长辈,不管认识不认识,都千叮咛万嘱咐,要我们团结,互相照顾。围在车窗前的人太多,列车启动不了。

  列车上,我一次又一次地从窗口探出头来寻找父亲。人太多,太混乱,站台上灯光很弱,我看不到。父亲在哪里?我很焦急,我的视线往人群后边看去,货场的煤堆旁,父亲就站在那里。我把头伸出窗外,摘下军帽挥动着,大声喊:“爸爸,我在这里!”父亲走近车厢,看着我,有些激动。

  眼前这阵势,父亲知道我去打仗了,脸上的表情有些忧郁。面对父亲,我先前想好的那么多宽心话,一句也说不出来。我在想,父亲好可怜,我当兵一点也没跟他商量,也不知他的想法,我要走了,他就一直跟着送我,送到桐梓就是这个场景,战争来临,儿子要上战场,让他猝不及防。可是保卫祖国是天大的事,国家有难,匹夫有责,这些大道理,他懂,他有多少不情愿都说不出半个不字来,只能是人前平静人后痛苦,这以后,多少个日日夜夜,令他吃不下睡不着,为我担心了,是我把他硬拖进这痛苦的境地。想着这些,眼泪在眼眶里打转,我不能在父亲面前流泪,不能显得那么软弱。

  沉默了一会儿,我说:“爸爸,不要担心我,到了部队,我就写信回来。”说着话,我赶忙取下手表塞给他,“我用不上了,您拿回家去”。

  这块表是我下乡时父亲给我买的,在乡下我一直舍不得戴,这到部队了才戴上它,可是要打仗,我不戴了,留给父亲,看到表如同看到我。

  父亲接过表,立即又塞给我,说:“戴上嘛,出门在外,看个时间也好啊!”

  听到父亲简短的话语,看到他塞回手表时的表情,我知道他心里的想法。“儿子都搭上了,还在乎这块表吗?”

  接过表,我不知再说点什么好,父亲倒安慰起我来:“放心去,不要担心家里,既来之,则安之。”父亲一边抽烟一边说:“人一辈子要经历好多事哟,你还年轻,才开头,胆子大点,到哪个山头唱哪首歌。”

  这是父亲给我的临别赠言,是最暖心最带劲儿的话,我一个劲儿地点头,眼泪要滚出来又竭力忍住,坚强地看着父亲,他一手揣在裤兜里,一手夹着烟抽,他把烟夹在食指和中指间的指根处,整个手掌蒙在嘴上,遮蔽了半个脸面,遮蔽了他忧郁的表情,烟雾从指间溢出。

  12月的天气,桐梓很冷,夜深了,站久了,就更冷,送行的人们渐渐散去。我叫父亲走,他不走,我怕他冷,他说不怕,他又退回到煤堆旁站着。送行的人越来越少,他还是不走,站在那里使劲儿地抽烟,一支抽完,又摸出一支点上。父亲操劳一生,苦心培养我,希望我有个好前程。可是我要上战场,谈不上什么前程了。这一走,还能不能相见,就看缘分了。如果我俩父子缘分深,我还回来看您,如果缘分尽了,就再也见不到您了,下辈子再做您的儿子吧!

  23时,列车快要开动,列车员已经上车并放下踏板,正要关门时,我一闪身跳下去,跑到父亲身边,把手表硬塞给他,说一声:“爸爸,我走了!”一转身跳上车厢,车门随即关闭,列车缓缓启动。我急忙跑到车窗前跟父亲告别,但是靠不拢,车窗前已经挤满战友,都在告别亲人和家乡,时间紧迫,我立即挤进厕所,拉开窗户,向父亲挥手告别,这一刻我的眼泪夺眶而出。

  列车在加速,父亲的身影缓缓退去,眼泪模糊了我的视线,渐渐地不见他的身影,只看到飘逸的几缕烟雾。

  我从厕所出来,蹲在车厢接头处,埋着头,一句话不说,眼泪止不住地流,龙连长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,又陪我蹲了一阵,我才抑制住情绪,渐渐恢复平静,回到车厢和战友们坐在一起。

  车厢里一片寂静,只听到车轮碾压铁轨发出的声响。

  哐当……哐当……。

  

  程吉林

  1958年生,贵州省桐梓县人。1988年毕业于贵州大学管理科学系,当过知青,做过民办教师。当过兵,参加过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,战斗中火线入党、荣立三等功一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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